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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单英雄马兆祥
投稿:徐洁   信息来源:彭阳县委政府门户网   日期:2015年07月01日     【字体: 】【打印】【关闭

  马兆祥,陕西省子长县人。1919年8月生,1934年1月参加革命,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先后任陕北苏区秀延县少共书记,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干事,政治协理员。抗日战争初期,担任过庆阳县少共书记,中共陇东驷马关工委书记,中共甘肃西峰镇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2年至1943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随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进军中原。1945年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原突围。曾任中原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直属炮兵团政治委员,江汉第一专区专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湖北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副总指挥,湖北省计委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的局长。1977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主任、教育部副部长。1984年1月离职休养。

  1932年5月,不满13岁的马兆祥在三哥马致祥、四哥马天祥介绍下加入了儿童团。半年后,读过书的13岁的马兆祥被指定为第九区儿童团团长,此后,又担任了秀延(今子长)县儿童团团长。

  1934年春,揣着母亲塞过来的两个苞谷馍、两个大洋和一串铜钱,马兆祥在组织安排下离开陕北老家安定(今子长)县,去大城市学习。半年后成为中央红军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几名参加长征的陕西人。

  1936年5月,为了巩固陕甘宁苏区,中央军委决定西征。马兆祥随红一方面军出发。在攻打甘肃曲子镇一条巷道的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马兆祥的腹部,鲜血从伤口里冒出。强忍着剧痛,马兆祥把流出的肠子硬是塞了回去。这是马兆祥在战场上受的最重的伤。

  1938年,马兆祥由庆阳八路军办事处调固原县委工作,先后担任统战部长、宣传部长、代理组织部长等职。在固原任职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开展工作,并只身深入虎穴,开展对敌斗争。1939年春,固原县委组织了一个工作组,有惠盈武、马兆祥、白明昌、何仲发、席虎林参加,到各区去进行组织建设工作。首先他们到二龙山区筹建农会组织,暗里又加强区委建设。当时国共摩擦已处于紧张状态,工作组刚开始工作,国民党固原县自卫队中队长卢建祥就派了一个小分队进行监视、干扰。当工作组刚到东儿洼(在今小岔乡小岔村)发动群众,酝酿讨论,会前又给当地联保主任打了招呼,请他也参加抗日农民协会的成立大会。可是,国民党地方自卫队突然包围了东儿洼,伺机进行破坏。工作组发现村头上有带枪的人,就盘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含含糊糊地说是自卫队长派往别处执行任务的,到这里是路过,但他们鬼鬼祟祟地不走。工作组发现敌人的阴谋后,就立即转移到山上观察他们的动静,不多一会儿联保主任骑着马带着自卫队进村了。马光祥同志看到他们的背信弃义和明目张胆的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气愤,便带了两只手枪到联保主任那里进行说理斗争,在临走之前,工作组进行认真分析,对敌人下毒手的可能性也估计到了,便作出了临时决定:如果马兆祥去后一个多小时还不回来,其他同志就赶快离开这里,准备营救马兆祥同志,首先给七七○团五营营长刘茂恭同志说一下,叫他派军队出面进行武装营救。马兆祥一到他们住的院子里,联保主任就“猪八戒倒打一耙”破口大骂:“八路军捣乱了我们的工作。”马兆祥同志义正词严地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历数敌人的罪行,直驳得联保主任无言答对,就蛮不讲理地把马兆祥同志扣押了。

  惠盈武、白明昌等同志等了好长时间不见马兆祥同志回来,断定马兆祥同志已被敌人扣押了,就决定由何仲发和通讯员席虎林同志赶快回县委汇报情况,惠盈武、白明昌同志设法进行营救工作。事情很巧,当惠盈武、白明昌二同志刚转过山头不远,就碰见国民党二龙山保的保长骑着骡子过来了,惠盈武和白明昌同志采取果断措施,将伪保长也扣了起来,并命令他给联保主任立即写信,让他赶快释放马兆祥同志,否则就将伪保长作为人质,这时伪保长也急了,就马上给联保主任写信,并表示对其粗暴行为特别气愤。

  联保主任接到伪保长的信后,无可奈何地向马兆祥同志赔礼道歉,还假仁假义地说了好几个误会,极不情愿地“礼送”马兆祥同志脱险。在这一次斗争中,敌人失败了,但由于后来的一再破坏,二龙山的建政工作也没有开展起来。

  1938年冬天,国民党固原县县长和甘肃省的一个参谋,到石家沟口一带进行活动,表面上喊叫团结抗日,实际上捣乱破坏,利用各种借口和八路军进行摩擦。这个参谋在讲话中,口口声声说什么现在只有一个领袖(指蒋介石)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还公开否定联合抗日的意义。当时马兆祥同志正在石家沟口搞党的地下工作,他以向国民党固原县长汇报工作为由,揭穿了国民党的各种阴谋活动,特别是肆意歪曲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和国共两党“双十二协定”中关于团结抗日的条款,迫其国民党人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得当面赞称我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实际上,这时国民党正开始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准备阶段,因此上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物经常到各地进行搞反动宣传外,还派了好多特务,以做生意为名,到我们的统战区进行活动,以开设小铺子做生意为掩护。马兆祥同志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和他们有意识的接触了几次,发觉他们的神态很不自然,在说话中漏洞百出,经过几次接触和有意盘问,他们十分惊恐,急急忙忙离开了统战区草庙子。

  有一次,峁家堡子的民团头子骑着马,挎着指挥刀,很神气地在石家沟口一带耀武扬威,还把我们固原县委保安队两个队员诱骗到了他的民团里,对他们这种说一套做一套,阴谋破坏团结抗日的做法,马兆祥同志及时对民团头子提出抗议,揭发了他们口是心非的做法。在石家沟口的这段斗争中,马兆祥同志揭穿了敌人的好多阴谋活动,大大的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1939年春天,国民党靖远县的党部书记,伙同兰州的什么参谋,由固原县自卫队中队长护送,到麻子沟圈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在半个月前就虚张声势,说这次来麻子沟圈,定要把固原东部的红军踏平,要活捉红军干部。麻子沟圈的联保主任搞了好多猪、牛、羊,准备了丰盛宴席早早迎接。这时国民党自卫队300多人簇拥着这位参谋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他们一到麻子沟圈,就到联保主任事先在南街布置好的讲话台上进行训话,胡说什么“八路军破坏了党国的团结。”正破口大骂时,马兆祥同志以中共固原县委宣传部长的身份登上了讲台,和国民党靖远县的党部书记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当面揭发了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团结抗日的各种罪恶活动。并以具体事实揭发了他们的保长抽大烟、耍赌博、胡作非为的各种不法行为,党部书记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目瞪口呆,闭口无言。马兆祥同志便当众宣布:我们要开团结抗日的动员大会,愿意团结抗日的人民,现在到北街开会。这一宣布,群众哗啦啦一下走光了。当时面对国民党自卫队300余人,我党也组织了相应的武装,虽然人数不多,但武器准备的很充分,以临战姿态经过他们的讲台前,给国民党自卫队一个很大的震慑。这时我党何仲发同志背着一支枪,拿着一把大刀,带着抗日自卫队进行训练,加之这天逢集,来的人很多,他们对我们的底子摸不清,在这短兵相接、一触即发的关头,国民党自卫队没有敢动,随着会场的自散,他们也灰溜溜的走下讲台,连联保主任准备下丰盛的宴席也没顾上挥霍,就急急忙忙撤走了。通过这次斗争的胜利,对麻子沟圈的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鼓舞很大,在群众中树立了我党的崇高威信。时隔不久,固原县万安乡的伪乡长兼自卫队长乘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在三岔区煽动搞了一次反革命叛变,首先从第四乡(白家川)开始。由伪民团团长指挥,他们利用这个乡调动干部之机,钻了空子。这个乡的乡长刚提为三岔乡的副区长,支部书记白银邦在曲子学习后留在县保安科工作,四乡暂没有干部,由区上派去的几个干部临时负责,但这些同志情况生疏,对敌情不掌握。叛变一开始,就杀害了区上派去的仓库主任苟永贵、组织科长王富周。紧接着国民党地方自卫队的抢劫叛乱,还把三岔乡一位副区长家的牛羊牲畜全部赶走了。

  事变发生后,县委派马兆祥同志到有关叛变人员的家里,及时的进行宣传解释,揭发了这次反革命叛乱是由国民党中央和甘肃省的反动头子搞的,这是他们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的一次反革命挑衅事件,叛逃人员大部分是上当受骗。并号召他们的家属,向叛逃人员带话做工作,只要他们迷途知返,及早脱离叛变分子,我们既往不咎,也不歧视他们。通过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活动后,结合其家属的劝返,被威胁利诱和裹胁去的人大部分回来了。

  家里遭遇洗劫的副区长将情况向县委报告后,马兆祥同志协同曲子县保安科长白银邦同志带领50余人的保安队追上了伪自卫队分队长的队伍,他们正在茨湾(今彭阳县冯庄乡茨湾村)吃饭休息,我保安队人员赶到后,将其打了个措手不及,把被抢去的牛羊全部缴获来物归原主。三岔叛变刚平息,为了稳定民心,震慑敌人,我七七○团三营由马渠上来,在张崾岘住了一段时间。马兆祥同志又带了一个班的武装人员到草庙、麻子沟圈走了一趟,通过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双重努力,将国民党地方势力疯狂一时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稳定了群众的思想情绪,有力的维持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统战区的工作。

  七七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升级,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动员各阶层进行团结抗日的英明论断,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对那些民愤不大,有一定民族气节,要求抗日的绅士和官吏采取鼓励他们投入团结抗日之列,以不记旧账的方式和他们团结共事。马兆祥同志先后在彭阳境内的堡子崾岘、杨坪等地开展了积极有效的统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马兆祥同志在固原县委工作的时候,下到各区后,经常利用晚上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他在草庙区下乡工作时,晚上大部分时间在刘自生同志老家上边的山上进行党员培训工作,有时开支部会,有时开党员会,有时进行个别联系。单线发展党员。到1938年底,草庙区已有党员100多人。在麻子沟圈工作时经常到红河野王家王兆璜这个支部里讲党课,将这个支部的党员列了花名册,分了小组,还对每个党员强调了保守党的机密,加强党的纪律,履行党员的义务是每个党员的天职。马兆祥同志协助红河地下党支部制定了一套有关党员的规章制度,为红河地下党支部在十多年艰苦环境下,能坚持到全国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初期,马兆祥被划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靠边站。不久,马兆祥与其他一些老同志开始接受劳动改造,清扫院落、厕所,捡拾垃圾,随后,又被分派到江西的“五七”干校。其间,马兆祥大儿子去山西插队,大女儿去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小女儿则投奔了北京一位老战友。就这样,一个家被分成了四处。直到1972年,马兆祥才到北京疗养。

  1977年春的一天,马兆祥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他鸭舌帽的帽檐压得很低,可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马兆祥从人群中挤过去,轻轻捅了他一下。胡耀邦见是他,非常高兴,相约晚上去家里聊聊。此后,在胡耀邦安排下,马兆祥去教育部工作,担任副部长兼办公厅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