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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 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能力和水平
投稿:宋建钢 夏太彪   信息来源: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日期:2017年10月23日     【字体: 】【打印】【关闭

  今年是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作用,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前,全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在喜迎党的十九大、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此时此刻,进一步深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利于我们更加坚定正确地推进“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有利于我们以更加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能力素质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也有利于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为实现宁夏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

  一、充分认识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重要意义

  1936年,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并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把讲授内容编写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分别于1937年7月和8月发表。“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要进一步光大这一传统,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四个伟大”的实践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取得的重大成果

  深刻理解和把握“两论”的哲学真谛,必须全面考察“两论”形成的时代条件、中国国情和实际斗争需要等具体情况。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两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国作为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牺牲品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两论”是毛泽东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为了全力纠正误导中国革命、导致革命挫折的错误路线,确立科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而写就的。1921年至1935年,党内“左”右倾的错误路线给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重大损失。要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等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从理论根基上、从思想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在陕北站稳脚跟、准备进行全民族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两论”既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的产物,也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思考和总结。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两论”的产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密切相关,也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为全党提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哲学概括和创新。《实践论》《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融会贯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为认识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实践论》《矛盾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类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阐明了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揭示了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造世界,指出改造客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改造主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的形式、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过程中,还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蕴含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有关思想,等等。《实践论》《矛盾论》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这样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都属首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和唯物辩证法研究的新境界。“两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两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科学全面的论述。二是创造性地运用中国话语、中国概念,提出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标识性概念。三是科学地论述了真理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发展了列宁关于“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思想。四是把对立统一规律形象地称之为矛盾规律,把对立统一观点,生动地概括为矛盾观点,形成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与话语创新体系。五是提出事物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辩证法的精髓,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的哲学原理。六是强调要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2.“两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毛泽东撰写“两论”主要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使他们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从而为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作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两论”充分考虑到广大干部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运用短小精悍的表述方式,把深邃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形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3.“两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事关生死存亡,而一个政党能否创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毛泽东曾经指出,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不从哲学高度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那么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还会犯另一个错误。“两论”写作的着眼点恰恰在这里,其历史贡献也在于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

  1.《实践论》《矛盾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两论”是在总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革命新的征程,为刚刚开始的全民族抗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提供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实践论》中,在论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时,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紧密结合起来;在论述认识过程的推移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矛盾论》中,在论述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时,与中国共产党清算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建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论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时,以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为例,说明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地位的互相转化;在论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以及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原理时,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加以说明。

  2.《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恒久的科学价值《实践论》作为一篇认识论的著作,不是简单复述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据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抓住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和教条主义者思想路线的致命弱点,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集中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之具体历史统一的科学原理。在这个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第一,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系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第二,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对认识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两次飞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不仅科学地论述了实现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和方法,而且特别强调第二次飞跃即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飞跃的重大意义,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这一论述,既充分体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又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第三,第一次对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特别是把“再认识”作为人类认识总过程中一个基本环节加以强调,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新贡献。《矛盾论》作为一篇辩证法的著作,也不是简单复述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据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抓住形而上学的要害和教条主义者思想方法的致命弱点,突出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集中阐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在这个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拓展和深化了辩证法的研究。第一,首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科学思想,认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新概括,深化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科学思想,也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升华。第二,对矛盾普遍性的科学内涵作了完整的表述:“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不仅指出了空间上的矛盾无所不在,而且指明了时间上的矛盾无时不有,纠正了“差异不是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使矛盾普遍性的思想得到彻底贯彻。第三,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作了系统发挥,论述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矛盾的特殊性,每一运动形式中各个发展过程矛盾的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在其不同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各个阶段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分析复杂现实矛盾的逻辑体系。第四,创造性地阐明了矛盾不平衡性理论,即关于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有这方面的思想,但没有形成相关概念;列宁提出了链与环的概念,他说,“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出现了主要矛盾的提法,但散见于教科书的叙事之中,并没有作为专门的哲学概念来使用。毛泽东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科学理论,指出这是矛盾特殊性在矛盾地位上的表现;把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明确地上升为哲学概念;对它们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规定;对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对此问题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这些都是对辩证法思想宝库的新贡献。“两论”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谱写了中国哲学史的新篇章。在“两论”问世前,我国学者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主要是译介型、学理型、诠释型和通俗普及型的,与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相当的距离。“两论”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新局面。一方面,它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在理论内容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结果,在思想资料和表达形式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后一方面,同样是“两论”的重大贡献。首先,“两论”批判地继承了几千年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秀传统,并对中国哲学史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回答了中国哲学史上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古老问题。《矛盾论》批判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易传》和《老子》这两大朴素辩证法思想传统,吸收了阴阳之道、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等对立统一思想,同时对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次,“两论”从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名言警句、成语典故中吸收了大量思想智慧,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在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中得到体现,从而使“两论”获得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3.《实践论》《矛盾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融会贯通两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典范。《实践论》的副标题正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中国哲学中,明代的王守仁提出过“知行合一”的观点,而毛泽东希望人们能够实现“知”和“行”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古至今,讨论“知”“行”关系的人不计其数。毛泽东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阐述了他对“知”与“行”的理解,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对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发扬。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提到中国传统的“相反相成”思想,相反即斗争性,而相成则是同一性。可见,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学说和中国哲学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及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全新阐释。毛泽东既全面深入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底蕴,使用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哲学意蕴的成语、典故、神话故事以及古典名著中的事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优秀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的融会贯通。例如,对《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认识论式解读,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辩证法式的分析,以及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批判,这些都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联。在《实践论》中,他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运用了“失败者成功之母”和“吃一堑长一智”这种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喻,说明了人们在实践中经过失败之后,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错误,就能变失败为胜利的道理;他运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中国人的老话,说明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矛盾论》中,他在说明中国历史上有的学者用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地位时,用汉代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作为例证;在讲到研究问题要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时,他引用春秋时代孙子论军事时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唐朝人魏征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说明矛盾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道理时,他讲到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等等。

  4.“两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高度一个理论,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思想自觉,才能说它已经成熟,并且达到了科学思维的高度。“两论”是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要素,并从哲学层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应有的理论高度。因此,“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5.《实践论》《矛盾论》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完善研读“两论”,我们会看到,“两论”绝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层面上展开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因此,这种总结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是深入本质的而不是止于现象的。“两论”已经从经验上升成为理论,成为十分宝贵的理论形态,成为哲学论著。“两论”既是对革命实践的哲学总结,又是专门的哲学论著,这种两重性,正是“两论”的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也就决定了“两论”在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它既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又使得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完善。这是“两论”理论意义的突出体现和主要标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概括,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革命的斗争形式和发展道路所做的深刻分析和精准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无一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的结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在百忙中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思想。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仅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还不可能彻底克服其错误和影响。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对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算。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重大任务。这“两论”既从哲学层面为已经初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也丰富完善了这一思想,还为日后继续发展这一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化三改”的任务,以及后来在总结国内外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也无一不是运用“两论”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的结果。由此可见,“两论”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完善。

  (三)《实践论》《矛盾论》概括了真理、揭示了规律,永远昭示着未来

  1.《实践论》《矛盾论》概括了真理“两论”发表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极为艰巨和十分复杂的理论创新任务。我们党内曾长时间地存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失;党内“唯书”“唯上”“唯外”,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逻辑的思潮也十分严重。红军长征与党中央到达陕北之际,面临着寻找出路、寻找真理、寻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一历史任务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他不负使命,夙夜在公、终日操劳,写下了不朽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在这“两论”中,他概括了很多真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由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做好矛盾转化工作”,以及领导方法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定要抓好典型”等等。这些都已成为至理名言,乃至至今仍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和许许多多民众中有口皆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真理一直指导着我们党的治国理政之对策与行动,规范着党的干部队伍的言行举止。

  2.《实践论》《矛盾论》揭示了规律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前,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已经经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充满着重大失误的教训,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充满了血和泪的痛心教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真正原因。在党的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虽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毛泽东于此时讲《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仅限于对学员培训所用,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哲学上对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他帮助全党找到了许许多多带有根本规律的东西。这就体现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规律;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规律;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规律等等。规律是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关系,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规律也即法则,法则不可违、规律不可抗。而当全党认真学习“两论”,升华对这些离不开、绕不过的规律的认识时,就能摆脱盲目走向自觉、远离糊涂更为清醒,祛除愚笨变得聪明,就会充满睿智、充满远见、充满成功。因此,“两论”立足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揭示出的诸多规律,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遵循和永远的宝贵财富。

  3.《实践论》《矛盾论》像航标永远照亮着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方向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掌舵看航标。回顾过往的80年,展望未来新阶段,我们会看到,“两论”就像航标一样,永远照亮着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前程。1937年7、8月间,“两论”问世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从此,中国革命摆脱了遭受挫折的阴影,走上了一条充满阳光的胜利大道。在“两论”这一“航标”的指引下,以及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全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旗,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两论”不仅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航标”,而且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必须依托的“航标”。有了它,应用它,我们的前程就会行稳致远,走向光明未来。

  (四)《实践论》《矛盾论》使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得到了持续的洗礼和升华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毛泽东的“两论”就是这样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使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得到了持续的洗礼和升华。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部队陆续开赴前线。而在延安,抗大正准备办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这批青年学生将经过3个月的短期培训,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由于哲学基础知识培训的需要,在党中央的要求下,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腾出时间,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概括。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窑洞里用几个星期时间写成了简明扼要、意蕴深刻的哲学讲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状况和历史情景中完成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则如《毛泽东选集》第1卷所收入的《实践论》一文的题解所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是基于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地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党员干部。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特别是揭批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著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是“为了同一的目的”,也是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也正是有了“两论”起家,正是有了这样的“工具”,使得延安时期的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了思想洗礼,使得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大为提高,不仅知道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而且知道错在哪里,为什么是错误的,从而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本领,“唯上”“唯书”“唯外”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得到了根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抗战战略反攻中彪炳史册,也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大批中坚、骨干和栋梁之才。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在全力开展“四个伟大”的重要阶段,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史节点,通过进一步重温和深入学习“两论”,旨在着力使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洗礼,使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认识得到进一步升华。

  (五)《实践论》《矛盾论》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哲学理论是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法。“两论”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大力弘扬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是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因此,坚持《实践论》《矛盾论》的过程,就是构建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过程。

  1.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忽视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推进的革命实践,热衷于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问题,毛泽东强调实践的观点,并把他的著作命名为《实践论》。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等多个方面,说明了实践之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从实践发生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就为我们彻底拔除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子,筑牢了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也为我们构建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矛盾论》不是简单描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抓住主观主义的要害和形而上学的命门,即脱离中国矛盾的特殊实际的总病根,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毛泽东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定义为最普遍的客观法则。在论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他特别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指出,任何矛盾体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他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诸矛盾,在具体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坚持和运用一系列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主要思路。

  3.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认识论的精髓。毛泽东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深刻论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毛泽东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沦为经验主义;也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今天,进一步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所阐释的这一原理,不仅在理论上有利于我们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且在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上,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着力增强领导和推动“四个伟大”的能力和水平。

  (六)《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获得成功的制胜法宝

  “两论”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制胜法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伟大斗争,实施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两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两论”是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通过总结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我党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这条思想路线。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思想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抗日战争的胜利,蕴含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也包含着哲学思想的运用。其中,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就是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的运用,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则是抓主要矛盾学说的体现。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三个阶段决策的确立,战略决战中首先从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中攻打长春还是攻打锦州,都是以哲学思想为基石的毛泽东军事战略的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毛泽东本人所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156项重点项目的确定与实施,再到“大三线”建设的开展,以及“两弹一星”的研发等,无一不体现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按当时大庆人所说,那是“靠‘两论’起家”啊!再说改革,近40年前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吹响改革开放的冲锋号,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会上所作改革开放动员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通篇都体现着“两论”中的基本观点,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而改革,先从农村开始,这正是建立在对当时中国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分析基础之上的。直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此后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科学发展理念”、“四个伟大”等的提出,都浸透着鲜明的哲学思想。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历史足迹,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每一步重大举措的实施,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无一不闪烁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这都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阐述的哲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两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这些伟大成绩的取得,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指导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也要看到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续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进一步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照耀新的征程,奋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七)《实践论》《矛盾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当前,进一步深入学习“两论”,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切实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二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发展的历史,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跨越,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学习“两论”,有助于提高按辩证法办事的自觉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今天,站在党的十八大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高度,进一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求我们要更加按辩证法办事,正确处理事关发展全局的各种重大矛盾关系。比如: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发展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东部发展与中西部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等等。在处理这些重大关系中,既要讲重点,又要讲全面;既要讲平衡,又要讲相对平衡;既要讲当前,又要讲长远;既要讲差别,又要讲协调;既要讲先富,又要讲共富;既要讲手段,又要讲目的。总之,我们要讲辩证法,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并且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坚持那些应当坚持的东西,强调那些应当强调的东西,有原则、有针对性地系统解决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突出问题和迫切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哲学、研究哲学。他重视研究经济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在1956年写出充满哲学智慧的《论十大关系》;他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在1957年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重视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对物质结构问题发表了十分深刻的哲学见解,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今天,我们纪念“两论”,要学习“两论”,坚持“两论”,运用“两论”,还要根据新的实际,总结新的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两论”。

  (八)《实践论》《矛盾论》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实践论》《矛盾论》在当代的发展和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哲学用哲学。在《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系统全面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毛泽东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重温《实践论》《矛盾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把思想定力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同上,把政治定力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上,把战略定力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着力增强“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筑牢思想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其长期从政的历程中,凭籍其厚重的理论造诣,凭籍其对“两论”精神的全面把握和运用,在几十年的工作岗位上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走上总书记岗位后,充分运用“两论”提供的实践学说和矛盾学说,坚持哲学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现实思维、问题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洞悉中国、观察世界,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军治国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理论阐述,形成了完备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着对“两论”的坚持和运用。《实践论》中关于认识要以实践为基础、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不但是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不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思想理论的重要基础。细细品味习近平总书记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会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各领域创新理论为支撑的治国理政新思想,以中国梦为战略目标、以“四个全面”为战略布局、以“一带一路”为战略延伸、以国家安全和强军为战略保障的治国理政新战略,无一不是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成果。可以说,离开中国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既不可能创建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也不会有砥砺奋进五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更不会深受党内外、国内外如此高度好评与点赞。比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揭示出的“本质方法论”,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体现。他看到,党内腐败现象极其严重,透过现象看本质,要透过现象抓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相当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忘掉初心、放弃理想。于是,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严惩腐败分子的同时,标本兼治、固本图新,持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远大理想、坚守信念的教育,使得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而《矛盾论》作为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哲学思想的基础。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会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矛盾论》所揭示的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规律;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规律等等掌握的非常娴熟,运用的非常自如。他的“中国”观、“世界”观中,他的治国治党治军战略中,他的内政外交国防谋略中,处处充满着对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的处理,又是那样的高超,无不令国人称道,让世界惊叹。比如,它所亲自倡导的“一带一路”,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之个性,与沿线各国求发展的共性紧密结合起来,获得极为广泛的支持。再比如,他运用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原理,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张更是获得众多国家首脑的高度认同,并得到联合国的首肯,载入多项决议之中。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同时面临着实现伟大梦想、推进伟大事业、实施伟大工程、进行伟大斗争的艰巨任务。而伟大梦想是目标,伟大事业是旗帜,伟大工程是基石,伟大斗争是精神。全力推进“四个伟大”,离不开理论的指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在纪念“两论”发表80年之际,我们一定要学习“两论”、运用“两论”、坚持“两论”同时还应当按照毛泽东的期望,根据新的实际,总结新的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两论”。要自觉将学习、运用、坚持“两论”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起来。要立足坚持和学习“两论”,着力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同时,结合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着力进一步深入学习、运用和坚持“两论”。我们有理由相信,极为重视理论、重视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学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要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繁荣发展,更是为了思想建党的必然要求。我们一定要结合学习“两论”进一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两论”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更好地形成生动实践,结出更多丰硕的成果,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准确把握《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内在统一联系

  《实践论》与《矛盾论》并非是两篇内容上不相干的论著,将“两论”分开读,不难发现分别讲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但将“两论”结合起来整体解读,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体会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于认识论和辩证法。

  (一)《实践论》与《矛盾论》在理论和思想上存在着高度统一性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一篇认识论方面的专门著作,更侧重于谈论实践对认识的作用以及认识运动的过程、规律等思想。《实践论》开头就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生产和阶级斗争)对认识的决定性关系。这是对人类认识基本来源的综述,指明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基础性地位。论著明确指出,实践与认识,二者不能简单地加以割裂,而应该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知与行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而且,毛泽东的《实践论》有一定的创作目的——为中国的革命服务,文中也出现了许多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例子: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对战争的认识、革命者对革命情况的认识等等。正是结合了这些有着现实意义的例子,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才更加具有“中国化”的色彩。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系统阐发了辩证法的矛盾思想,将对立统一法则视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正是在这一“根本法则”的指导下,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整体研究,他从宏观层面讲述了两种对立的宇宙法则——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前者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而后者则是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也就是把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视为事物发展运动的根本原因。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事物发生的普遍原因,而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辨别具体事物、解决具体问题,即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矛盾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中,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且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矛盾双方既是相互斗争的,也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就表现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以各自的对立面为前提,双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也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当然,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在分析矛盾的斗争性问题时,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有关“对抗”的问题,将其定义为矛盾斗争的特殊形式。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可以相互转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对抗这一形式已经较少存在,我们需要认识清楚对抗与非对抗的区别与关联。总的来看,《矛盾论》既通俗生动,又具备了相当的理论深度,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吸收了以往辩证法研究的积极成果和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实践,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深刻揭露并批判了教条主义思想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实践论》一样,毛泽东亦是为了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创作《矛盾论》的,两篇著作也都在理论和思想层面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事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实践论》与《矛盾论》在哲学上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践论》与《矛盾论》不仅是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而且是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倘若只是单独地分析两篇论著,显然很难揭示《实践论》与《矛盾论》的联系。从总体上看,两篇论著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都反映了主体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固守的原则,即毛泽东在后来明确提到的“实事求是”思想。在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活动中,人们需要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统一起来,而在对世界的矛盾分析中,人们也需要认识清楚世间存在的矛盾,并最终在思维方式上自觉地运用矛盾分析法,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这些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客观事物”中探求“规律”,最终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泽东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而《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写作内容也符合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实践论》的认识论性质尤为明显。《实践论》是一部认识论著作,也是一部辩证法著作。《实践论》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辩证发展的过程;《实践论》论述和发展了认识领域中的量变质变规律;《实践论》论证了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实践论》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科学地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在《矛盾论》中,我们亦可以发现,毛泽东讲述的就是人们要用“矛盾”的观点认识、分析这个世界,并在实践活动中解决某种矛盾。例如,只要找到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通过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毛泽东更是指明了“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从这些都可以看出,《矛盾论》也具有相当的认识论内涵。《矛盾论》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内涵,而《实践论》则充满了辩证法的意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述了认识的辩证运动。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从片面的、外部的现象深入内部的、本质的规律的过程,这种认识过程中的质变正体现了辩证法的规律。此外,实践与认识的相互关系也是辩证法的体现:“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活动,我们在不断地确证真理、发展真理,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再次体现了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这也正如毛泽东所言:“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社会实践与认识活动都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些都体现了《实践论》的辩证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与《矛盾论》中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就在于割裂了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映,由此导致了革命道路上“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城市武装暴动等主观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实践论》高度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脱离人的社会性与实践性的本质规定去认识世界,是不彻底的唯物论,是与历史观相矛盾的世界观,不可能科学地认识世界。《矛盾论》也强调,只有在历史、社会实践中考察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宇宙观),才能了解它们对立的原因和各自的特点。如上所述,《实践论》与《矛盾论》是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实践论》与《矛盾论》阐述的认识论是历史的认识论,阐明的辩证法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这两篇文章的思想都是在把握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中分析、总结而来的,其共同目的都是指导实践活动,即以实践为目的,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强调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点,用矛盾分析法认识现实,掌握认识运动的规律。总之,在毛泽东看来,认识源于实践,以实践为标准和目的,实践对认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实践与认识相互促进的看法,体现了现代哲学存在论的思路。矛盾论谈论的也是世界的存在本质、世界的发展动力等存在论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所以,对“两论”内容进行整体解读,不难发现和体会到“两论”是一块“整钢”,内蕴着毛泽东思想极其重要的内容——实践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辩证法是在反对教条主义过程中创立的高超的哲学智慧,是强调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它还强调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构成历史的基本内容,主张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统一等,具有丰富的内涵。

  三、全面准确地把握《实践论》的基本要义、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

  《实践论》用科学的认识论武装了中国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延安整风运动作了理论准备,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实践论》揭示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全面展示了毛泽东关于实践思想的发展路径、内容和价值,最恰当地突显了毛泽东实践观的实践品格与当代意蕴,从而在当今时代主题下发展和丰富了毛泽东的实践观,指导我国走向正确的革命与建设道路。

  (一)《实践论》形成的背景

  毛泽东的《实践论》具有应运而生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教条主义者长期轻视或拒绝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的真理,往往靠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在抗日战争初期仍没有得以清算,而此时的王明又犯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思潮做斗争,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实践论》与堪称姊妹篇的《矛盾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和矛盾两大范畴入手,讨论真理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讨论矛盾及其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这两个名篇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创新表达形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创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对此后的中国抗日民族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时至今日,仍熠熠生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毛泽东在特殊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条件下创作《实践论》,这就决定了论著本身非凡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特质。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特别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陆续开赴前线。如何使青年学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进一步消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影响,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毛泽东分别于1937年7月、8月完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1937年7月在延安写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所作的最系统、深入的阐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理论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科学总结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相结合。《实践论》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共产党人就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到1937年2月,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不过,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这一时期并未来得及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清算。而《实践论》就“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开始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主观主义,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实践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实践论》的创作上,继承了中国哲学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并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行文运用了大量的谚语、格言,简明流畅、生动活泼,富有思想的感染力。《实践论》主要论述了实践的本质及意义、真理及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及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等内容。《实践论》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重要著作。它在认识论上,既反对唯心主义,又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是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统一,这种统一又是以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统一,通过这种统一不断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关于实践本真的探究本体论强调,事物是什么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认识问题也是一样,首先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这样写道:“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这样,毛泽东首次在中国的哲学史上甚至外国的哲学史上全面、明确、深刻而且具体地说明了什么是实践——社会实际生活中一切领域里人的活动。实践活动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三种主要的实践活动形式,此外教育活动、科研活动、文艺活动、司法活动等都是人们从事实践工作的具体活动形式。《实践论》以唯物主义为前提,论述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离开实践考察认识问题的局限性,批判了教条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实践论》从我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出发,理论结合实际地论述了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系统的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

  2.关于真理及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详细、清晰地阐释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以及检验其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要辩证看待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把认识看成照镜子一样的旧唯物主义反映论,要把认识主体的人看作生活实践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认识在本质上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一切认识的最终来源和基础都是实践,毛泽东强调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接着,又说道: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同时,也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改造实践,才能暴露事物的内在本质及规律性。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与目的,认识在实践的需要中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认识也要不断深化,实践活动为人的认识开拓出新领域、提出新任务,推动认识不断向更广、更深层次发展;另外,实践为认识的发展提供了科技手段,使认识的范围扩大、深度增加,进而使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是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通过对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矛盾运动的考察,全面阐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论证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实践论》从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过程,论述了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的意义。毛泽东指出,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一飞跃,一方面是改造世界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实践论》论述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由于主观方和客观的原因,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指出了认识的无限性。

  3.关于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及认识的辩证过程毛泽东对于如何认识事物,做了全面而详细的解释。首先,他从感性认识开始,论述了什么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如何把握感性认识,怎样从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如何达到真正的理性认识。为此,他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经过这一系列分析,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是正确的,然后还要用于实践,看看是否可行即用实践来检验一番。所以,不管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要以实践为基础。毛泽东着重指明:一方面,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另一方面,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不会最终完结,在一个认识过程中,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然后发展到理性认识,再把理性认识放回实践中接受检验,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而再实践时又会产生新的认识,进入下一个认识阶段……于是,毛泽东对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进行了总结,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以至无穷。

  4.《实践论》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要求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进一步从思想理论上清算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

  (三)《实践论》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的《实践论》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奠基。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明确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来表述党的思想路线,向全党提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此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四个字作为校训。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时也在全党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述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堪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1.理论价值

  首先,《实践论》启示我们在认识问题方面,要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规律。当今社会,由于受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思潮以及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出现混乱,导致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表现为:极度自私自利、是非不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空虚等等。之所以很多人会出现这些错误的思想认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所以,在认识社会现象时,我们要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规律。其次,《实践论》启示我们在理论创新方面,既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外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做到传统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切“实践化”,真正把创新理论变成指导实践的先导,为我们解决实践中的难题提供方法和智慧。最后,《实践论》启示我们在思想指导方面,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回顾《实践论》诞生以来,我们政策的调整、理论的突破,哪一次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践论》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也指导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内探索,还在一直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提出,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对解决实践中的难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实践论》中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我们锐利的思想武器。

  2.现实价值

  首先,《实践论》启示我们在践行做人的原则、做事的方法和做官的路径方面,要做到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人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实事求是,还要热爱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热爱我们的祖国;做事要科学分析、敢于创新、注重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出色地完成任务;做官要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自觉讲政治、守规矩、懂纪律、做奉献、严律己。其次,《实践论》启示我们在实践方面,要学以致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不但要重视学习《实践论》和其他哲学理论,还要学会运用《实践论》和其他哲学观点,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去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习众多的哲学理论知识,也要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和解决实践难题。最后,《实践论》启示我们在治国理政方面,要落实《实践论》中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等观点。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发展中也涌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例如,贪污腐败、贫富分化、思想意识混乱、民族矛盾、地区发展矛盾、城乡矛盾、为富不仁,以及仇富现象等等。这些突出的矛盾,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实践论》的正确指导。如果能将《实践论》中的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等思想观点,引向处理当代社会问题上,并从中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

  四、全面准确地把握《矛盾论》的基本要义、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

  《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著作。它是作者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该书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而对立统一规律则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论》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表现在: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阐明了分析事物矛盾特殊性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的过程;论述了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性,即功能的一致、认识运动公式的一致。

  (一)《矛盾论》形成的背景

  《矛盾论》是毛泽东继《实践论》后写的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关于矛盾规律的重要哲学著作,是《实践论》的姊妹篇。如果说《实践论》是以实践为基础,从认识论上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的话,那么《矛盾论》则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阐述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强调矛盾的特殊性,从方法论上批判了“左”、“右倾”的错误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说明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所以,从理论上讲,《矛盾论》是对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极为系统和深刻的发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在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和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在理论上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除了上述历史背景外,毛泽东写作《矛盾论》还有两个动因。一是为了实现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研究的遗愿。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列宁首次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运动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由于种种原因,列宁一直未能抽出时间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系统的、详尽的“说明和发挥”。列宁的这一未完成的工作由毛泽东来完成了。二是受前苏联哲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影响。毛泽东说:“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用了较大的篇幅批判了德波林所谓在事物发展的开始阶段没有矛盾,有些事物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

  (二)《矛盾论》的主要内容

  《矛盾论》约25000字。一个引言,六个部分。引言说明研究事物的矛盾法则的重要性以及不得不涉及的广泛问题。除了引言外,分六个部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最后有一个结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系统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专著,其论述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论述了相互对立的两种宇宙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宇宙观的高度,发挥了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思想,不仅指出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而且指出形而上学是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书中还阐明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看不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认为任何事物的特性从此事物存在开始就一直如此,资产阶级的剥削在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中被认为是自古使然,并且永远不会改变,即使有所变化也只是从事物的外部条件去考察,丝毫不涉及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宇宙观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充当了资产阶级剥削本质的辩护士,为资产阶级所拥护。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则与此完全对立,它从事物的内部看待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2.全面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指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该书从5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二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结又相互转化,并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的论断。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主要谈及了“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命题。《矛盾论》是唯物辩证法的光辉篇章。它科学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含义及其关系,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含义及其关系,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里,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老话题。例如,中国古代“白马非马”命题就触及了这一议题。德国哲人莱布尼茨在宫廷讲课中提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旁听课的宫女们对此不以为然,纷纷走入御花园寻找两片相同的树叶,结果大失所望。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第一次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他认为特殊性是概念运动的“产物”。马克思将矛盾的特殊性看作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明确要求“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后来,恩格斯、列宁都丰富和发展了矛盾特殊性学说。毛泽东把矛盾的特殊性作为一个专门的哲学范畴提升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完备的理论形态。他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要研究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进而,他还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的两种情形,把对抗和非对抗作为矛盾斗争的两种特殊形式。实质上,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理论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看到一切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必须坚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努力做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物而异;这样,才能避免犯“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在实践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坚持这一点,我们才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必将引导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其实,模式也好,范式也罢,都是从总结具体实践和经验中产生的,包含着个别的全部的丰富性,因此,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将之绝对化和普世化,就会终结真理。这在于,普遍不能代替特殊。

  3.论证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面的原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到,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客观依据,规定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面的定义,说明了找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并论述了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根据和条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还论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转化。他指出,事物的性质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但随着矛盾主次方面的变化,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

  4.具体地阐明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矛盾论》指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关于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体现出辩证法的革命性,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无时无刻都存于运动之中。

  5.毛泽东在《矛盾论》分析了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

  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并指出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三)《矛盾论》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矛盾论》

  这一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以它为核心的矛盾思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来讲,形成了两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上而言,则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理论上而言,《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与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实践上而言,《矛盾论》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和成功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在当前全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背景下,《矛盾论》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矛盾论》的历史地位

  (1)《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运用矛盾分析法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剖析认识的成果,矛盾思维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运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因此,《矛盾论》可以视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毛泽东的诸多著作都是运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不同革命时期的不同矛盾的产物。在1926年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详细剖析了当时社会各个阶级的地位、力量、生活状况、对革命的态度,弄清了敌友问题;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称为阶级矛盾论;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运用矛盾分析法对战争中的敌我双方力量、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可以视为中国革命的战争矛盾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则是毛泽东坚持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极其复杂的形势进行分析的典范。针对当时“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存在的矛盾特点及其变动趋势出发,对抗日战争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战争的基本进程、战争的最终结局、战争规律等问题做了详尽分析,因此可以称之为中日矛盾论。而写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视为毛泽东的历史矛盾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论十大关系》探索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矛盾,可以视为建设矛盾论;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则论述的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此,可以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是在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各个具体构成部分。《矛盾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邓小平运用矛盾分析法,在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与丰富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原理,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提出生产力标准,并细化为“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这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论。进而,邓小平运用矛盾分析法,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理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邓小平主要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社会主义建成,这长达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期内,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0多年来,这一经典论断为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及修改的党章所肯定和坚持,并不断经受实践的检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理论体系传承性而言,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同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系,其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分析问题的思路,其哲学基础是一脉相承的。在具体内容上,邓小平本人也曾经坦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做这件事。”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其基本精神与哲学基础必然为后者所继承和发展,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围绕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如何建设党”这一核心,论述了在新时期党的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的不平衡的状况,并提出通过加强和改善党自身来解决不平衡状况的思路;科学发展观则是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种种矛盾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自觉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两论”为基础,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进一步从世情、国情和党情出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实践“五大发展理念”,全力实施“四个伟大”,充分运用了《矛盾论》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因此,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哲学基础之一。

  (2)《矛盾论》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胜利和成功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在实践中,正是在正确分析社会各阶级以及各种性质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正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伟大成就。《矛盾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方法论基础。矛盾分析法的基本含义就是通过分析矛盾认识世界,通过解决矛盾而改造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就是一个遵循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过程。毛泽东首先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中国主权已经不再完整,已经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一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及其代理人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影响中国独立与富强的阻碍,自然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中国那些受压迫的阶层就是推动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动力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分清革命对象与革命动力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路线制定之后,如何实现这一路线,就是革命的现实路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主权独立,经过合法斗争走向起义的路径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实际是城乡分离、地区之间不统一,乡村可以离开城市而自成一体。敌人虽然强大但是占据的都是大城市,乡村则是其统治薄弱的环节。而中国大多数人口在乡村,并且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与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正确分析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道路不同于苏联革命道路,而是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回顾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可以看到:1927年之后,他开始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1928年10月和11月,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井冈山的斗争》,正确分析了在当时那种革命环境中,为什么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下去,并能够进一步得以发展,提出了以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与党的建设为统一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针对当时的悲观思想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问题,初步形成革命道路思想。1938年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道路确定下来。《矛盾论》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方法论基础。《矛盾论》提供的正确的理论方法,指导了我国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就在于正确坚持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并牢牢把握住用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一矛盾,并进而通过改革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具体体制和运行体制,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改革为例来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仿照农村承包模式对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的经济体制,并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这一系列的改革就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断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正是在主次矛盾原理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辩证关系原理指导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不断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并在某些制度上实现创新。例如,针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邓小平灵活运用了矛盾的主次方面辩证关系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这一创举保障了大国之间的关系与地区之间的稳定、繁荣,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在新的历史时期,正是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的现实状况基础上,党和政府从哲学的高度出发,充分运用矛盾思维,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社会建设方法的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因此,无论从革命、建设实践还是从改革开放实践来看,这种矛盾思维都提供了相应的正确的方法论指导。

  2.《矛盾论》的方法论价值

  首先,抓住主要矛盾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了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问题。一事物的发展是由其内部主要矛盾决定的,研究纷繁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分析找到其主要矛盾,其他一切矛盾就能够较为容易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运用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分析了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也是社会的整体转型时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既有经济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矛盾,又有社会体制转变所导致的矛盾,同时夹杂着文化方面的思想对撞。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形形色色,但在这些所有矛盾中,主要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指出这一矛盾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对这一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党的基本路线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及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程度,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中的种种矛盾,这就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具体应用。其次,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释的另一个思想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每一个事物的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特殊性又受矛盾普遍性制约。只有通过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分析在具体事物中体现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系,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为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革命道路。实践证明,这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道路。正是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同样,“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们党“以苏为鉴”,不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心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的具体应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实践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认清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重要的国情,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则就有可能重蹈覆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之间事实上就是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我们党正是通过对这一辩证关系的深入分析判断,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无止境,我们的社会主义经验总结也无止境,但是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是永恒不变的法宝。

  3.《矛盾论》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矛盾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创造性地提出:矛盾问题的精髓,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毛泽东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出发,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邓小平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是邓小平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结合做出的正确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之路,同时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条道路的选择正是对毛泽东矛盾思想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准确应用的结果。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万万不能改变的,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又是具有我国特色,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所建设的社会主义,这是矛盾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面对着日新月异的世情、国情、党情,我们党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题,把握了面临的主要矛盾,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巨大成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展示了我们走这条道路的坚定性。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说:“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是国情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这条道路的哲学基础正是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矛盾论》这一光辉著作已经问世八十年了。这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国家经历了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经历了不同的世情、国情、党情,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时代的主题也由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我们面对的矛盾形式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但《矛盾论》中的唯物辩证思想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在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征途中,只要牢牢把握住《矛盾论》中的光辉思想,就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宋建钢,宣传教育处主任科员夏太彪)